9月10日至11日，香港邦瀚斯北京预展于北京柏悦酒店举行。本次预展特别呈献两大板块之亮点，分别是“虔敬之境：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典藏”专场部分精选拍品，以及“中国书画”拍卖的精品，尤以张群先生“中行庐”珍藏第二部分为焦点，体现了张群先生与张大千半世纪丹青情谊。
将于10月30日举行的“虔敬之境：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典藏”专场拍卖，共汇聚37件喜马拉雅艺术珍品，皆来自世界顶级喜马拉雅艺术权威专家乌尔里希·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先生的重要珍藏。这些藏品是施罗德先生逾半世纪潜心积累的结晶，凝聚其恒久执着、渊博学识与卓越鉴藏眼光。它们长期珍藏于其瑞士阿尔卑斯山麓的私人宅邸中，数十载未曾公开展出，直至今秋首次面世。这也是继香港邦瀚斯推出亚洲艺术泰斗斯佩尔曼（Jules Speelman）私人珍藏专场大获成功之后，再度将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私人收藏带入亚洲，势必成为本季香港最受瞩目的私人收藏专场之一。
中国书画部分，继4月“中行庐”收藏拍卖大获成功，四件拍品全数超越高估价成交，本季香港邦瀚斯中国书画“中行庐”此辑珍藏包括9件张群先生旧藏，其中8件为张大千作品，1件为张群先生书法，皆首次释出市场。古代书画部分由《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赵孟頫（次等）《洗马图》领衔，清代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一组《西泠四家尺牍》也是不容错过的精彩拍品。
虔敬之境：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典藏
喜马拉雅艺术研究领域先驱
逾六十载建立权威收藏体系
施罗德先生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史学家与收藏家，亦是喜马拉雅艺术与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泰斗人物之一。以其构建并出版喜马拉雅艺术体系化的图像档案之前瞻性与数载心血而言，几乎无人可出其右。他自幼浸润于推崇亚洲文化的家庭环境，深受其曾叔祖父——著名印度学家利奥波德·冯·施罗德（Leopold von Schroeder，1851-1920）学术精神之熏陶。于是，二十二岁时首赴尼泊尔考察之举，正式开启了他对记录与编纂喜马拉雅艺术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热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艺术的相关著录并不成熟，年代判断与风格研究无一致定论，令施罗德深感无奈。于是，他耗时四年潜心研究，终于在1981年完成意义非凡的《印度—西藏铜造像》一书。这部开创性著作以系统、详实的方式，以大量图片为示，首次构建起西藏金铜造像跨越千年的历史序列。2001年，历经九年深入雪域秘境的实地考察，他推出两卷本巨著《西藏佛教造像》，记录了西藏寺庙所藏之千余尊铜像——这些佛教艺术瑰宝此前鲜为人知，由此首次向世界展露真容。2019年，施罗德先生再献著作《尼泊尔石雕艺术》，两卷宏篇系统收录近三千件石雕珍品，完整梳理了尼泊尔印度教与佛教石雕艺术脉络。
时至今日，其著作仍被视为该研究领域最权威之作，堪称独一无二的百科全书式经典，为全球藏家与专家学者无可取代的首选参考，为收藏与鉴赏构建评述语境与思考准则。如此成就，足以彰显其在喜马拉雅艺术研究领域的先驱与泰斗地位。
邦瀚斯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部国际总监Mark Rasmussen表示：“施罗德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是首位以系统性方法梳理并记录西藏造像风格演变的学者。六十年来，他始终如一的热忱、开创性的研究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深刻塑造了这一领域。2016年，邦瀚斯有幸拍卖其收藏中极为重要之作，其中一尊硕大铜像更创下西藏造像成交价的世界纪录。今年秋天，能够再度向世界呈献施罗德先生的非凡收藏，我们深感荣幸。”
邦瀚斯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部拍卖主管兼专家谭远卓（Dora Tan）表示：“这个极具风格的收藏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让我们得以一窥一位顶级学者的艺术视野。每一件藏品都有其意义，因其美学意象与文化价值而得以存留。这场拍卖更像一个别致的喜马拉雅艺术小史，从小巧而灵动的犍陀罗与尼泊尔造像，到色泽华贵的贝叶经画，以及鉴赏家们将为之眼前一亮的罕见铜像巨作——所有作品皆出自施罗德先生这一备受尊崇的权威收藏体系，来源显赫。”
这尊四臂杜尔迦造像出自尼泊尔马拉王朝（1484–1769），代表着尼泊尔造像无比的优雅与动感之美，亦为此女神极为罕见之形象。杜尔迦是这里最受爱戴的女神提毗的化身，其名字在梵语中蕴含着“不可战胜”的深意。造像定格着杜尔迦降伏牛魔形态的摩希刹修罗的胜利瞬间：女神立于单层莲台之上，以战士姿态向前突进，极富动感。其右侧主臂压制魔牛后胯，左侧主臂扣锁其首级，外侧双臂分持三叉戟与圆盾，腰间罗衣轻束。在穿刺的戟锋与如绞索般的掌控下，魔牛翻卷的舌头与扬起的蹄爪呈现出垂死挣扎的败象。此像充满生趣与戏剧性，杜尔迦右足尖点地的舞姿、凛然的戟锋，与魔牛后仰挣扎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而女神诛魔时的沉静的神色，更为这场激烈交锋的场景增添淡然与慈悲之感。
这尊罕见的观音像气势恢宏，高达61厘米，为现存私人珍藏中屈指可数的大型克什米尔立像之一。观音像身姿呈三折姿，其右手上扬，施无畏印并持念珠，左手垂落执莲茎，挺拔而健美。长发自然垂肩，佩华美贵族饰物，头顶饰三叶宝冠，中央有一无量光佛坐像。观音超然的目光与蜜色铜质所散发的光泽，共同营造出超凡脱俗的意境，完美诠释了佛教菩萨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这件重要作品属于深刻影响西藏西部、周边地区乃至中国艺术的克什米尔铜造像体系。创作年代正值克什米尔作为佛教国际中心的鼎盛时期，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的学者、僧侣与朝圣者。
这幅唐卡出自堪称最广为人知的藏传佛教传承肖像唐卡系列，为俄尔寺绘画艺术之典范，该系列多数作品现已流散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顶级博物馆。 画面中央主尊为札巴坚赞（1147–1216），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二祖，是萨迦传统中最受崇敬的人物之一。萨迦派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四大教派之一，其核心的道果法脉提倡“将结果作为道路”。道果教法的冥想方式认定修行者并非在寻求开悟，而是将其视为已经悟道之人。此套道果传承大成就者唐卡诞生于1600年前后，每幅呈现一位道果传承的祖师，包括俄尔寺历代住持。俄尔寺以严谨的律令及对学识的崇仰而闻名，并作为萨迦传统俄尔派的重要道场。俄尔寺道果传承组画备受艺术史学者推崇，其鲜明浓丽的设色与精妙入微的笔法、严谨的构图，以及对每位主尊心理状态的传神刻画，均达到极高艺术成就。
这尊12世纪西藏中部铸造的珍贵佛像，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艺术的典范。佛像呈现金刚坐姿，右手结触地印，昭示证悟之境，银镶双眼，彰显觉悟智慧。其身着透明僧袍，左肩处形成三褶扇形衣纹，头顶火焰宝珠装饰的肉髻，这些特征均源自印度帕拉王朝风格，又经西藏审美重塑。造像表面光滑的肌理，见证了古代擦洗供奉的仪式传统。此作与聂塘卓玛拉康铜鎏金佛像一脉相承，完美体现了印度佛教艺术与西藏本土风格的融合。
此造像以罕见的四臂造型呈现，头戴五方佛宝冠，彰显其作为本初佛的崇高神格。其艺术风格融合了克什米尔造像的典型特征——杏形双目、比例精准的躯干与纤细四肢，同时兼具西喜马拉雅本地的创作特色，如不对称的耳饰设计与自然垂落的帛带。主双手分持金刚杵与金刚铃，后手则持弓与箭，动作刻画细腻生动。
中国书画拍卖
“中行庐”珍藏再度来袭
见证张群与张大千半世纪丹青情谊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成都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外交部长、四川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坛地位举足轻重。书画收藏是张群先生闲暇所好、身心所寄。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他便开始收藏历代书画，晚年时更将八大、石涛、张大千等近百件书画珍藏捐赠给台北故宫等机构，成为一时美谈。
张群与张大千，两人相差十岁，因书画结缘，情谊深厚。结交半世纪的历史中，张群多次在艺术推广、经济困境乃至危难关头对张大千予以救助；而张大千则一直以翰墨寄托深情。“中行庐”此辑珍藏，最为瞩目的是张大千创作的七件扇作，横跨1920至1970年代，映照大千画风的蜕变，折射两人一生的友谊，宛如时间长河中一首动人的组诗，成就大千扇画艺术中最为难得的私人收藏。张群先生珍而重之，妥帖守护数十载，今秋方释出市场。
作于1927年的《仿金农枇杷、自作诗》是本辑最早期的作品，创作当年，张大千与张群尚未相识。张群所藏大千早年作品，大多是订制或在展览中购买，而非获赠，这把扇子笺纸内里、扇骨大骨内侧还保留着“岳军”等墨迹，正是当时订制成扇的惯例。
二张沪上相识，同嗜石涛，又是老乡同宗，遂一见如故。1932年，张大千绘成扇《江畔行吟、王文治诗》，仿石涛笔意；不久后再作《仿老莲山水》，对张群称呼已改“老长兄”，可见情谊日深。
1944年，大千从敦煌回到四川，张群时任四川主席，又兼任美协会长，他动用各方资源，竭力支持大千办展。盛夏之际，大千以重色青绿，绘《翠屏千仞、隆中对》山水成扇相赠。青翠重迭，峰峦如屏；屋宇半隐松阴，若世外幽居。远山淡墨氤氲，金笺微熠，更衬碧色莹润。此扇呼应大千敦煌归来，笔底新得的雄浑气象，也表达了他对张群深深的谢意。
大千一度被困成都，张群出手相助脱困。二人情谊超越文墨，生死相托。《秋林独步》一扇绘于1951年，大千即将远赴阿根廷之时。画中秋林萧森、行旅孤影，自此一别，二人天各一方。随后二十余年，张大千纵横国际画坛，声誉日隆，后面却总有张群的默默支持。七十年代，大千旅居美国，与张群书信频繁，不时寄上一柄成扇予老长兄，如1974年作的《松山远眺、自作诗》，与翌年写的《文山老梅、自作诗》。
1976年，张大千归台定居，此时二张情同至亲。1979年的《四季花屏》，芍药、荷花、海棠、梅花，用花木四时，寄托年华流转，譬喻二人情谊长青。
《石渠宝笈》珍品领衔古代书画
古代书画部分，则以《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赵孟頫（次等）《洗马图》（上图）领衔。此手卷是乾隆皇帝登基前所藏38件书画之一，亦是《石渠宝笈》中所载赵孟頫书画中，少数仍存于私人收藏的作品，尤为珍贵。此外，清代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一组《西泠四家尺牍》亦将亮相，是研究清代书道金石的重要史料。
据悉，除北京预展外，香港邦瀚斯还将于9月13日至1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在杭州呈献中国书画精品。“虔敬之境：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典藏”专场将于2025年10月30日举槌，中国书画专场亦计划于2025年10月举行。
Q&A
对话邦瀚斯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部拍卖主管兼专家谭远卓
南都：此前邦瀚斯也推出过斯佩尔曼这样顶级的个人收藏专场，斯佩尔曼和冯·施罗德两人的收藏理念和藏品方面有什么不同？
谭远卓：邦瀚斯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都各拍了一次斯皮尔曼斯皮尔曼和施罗德，我觉得是代表了当下都很重要，很需要值得我们学习的两种收藏的理念。斯皮尔曼收藏的范围非常大，包括中国的其他工艺精品及日韩艺术。斯皮尔曼是一个涉猎非常广泛的人，他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些东西的美感。他未必可能会真的去研究，比如一件尊胜佛母的仪轨到底该怎么供奉，为什么有这么多只手，这些不是吸引斯皮尔曼的地方，他是看到这些东西独一无二的稀缺的美感，有的脸做得很漂亮，或者他是银的是独一无二的，具有艺术性和稀缺性。
所以他的专场其实充满很多金光灿灿、品相完美的东西，是因为他本人其实首先是被艺术性所吸引的。而施罗德就不同，施罗德原来是一个学者，他去了尼泊尔之后，觉得当时的学界对于很多喜马拉雅艺术品没有共识。原因可能是西方的学者见到的比较少，有上千尊佛像都在西藏，比如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寺庙和库房里面。所以当很多学者的数据库不够大的时候，他的研究就会有偏差。所以施罗德当时就说他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要把这些佛像都拍照整理出来出版，来给大家做一个事实上就是做一个数据库一样的东西。而他做数据库这件事情本身影响了他的收藏风格。以“屠牛魔者难近母”杜尔迦像为例，他在尼泊尔是见过这杜尔迦女神的石雕的。所以，他的收藏能够跟他在实地的田野调查和做艺术史研究的过程中看到的东西能够相互印证，这件事对施罗德来说尤为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他的作品其实更像是他所写的喜马拉雅历史书的一个实物的版本，你把这些佛像放起来，大概能看出他书里想讲的那种风格变迁。所以这两个人收藏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而引导他们自己收藏准则的也是不一样的。
南都：你认为冯·施罗德的藏品有什么打动藏家的特质？
谭远卓：冯·施罗德22岁的时候就去到尼泊尔，启发了他要把一生都献给喜马拉雅艺术。所以尼泊尔的艺术在施罗德的一生当中始终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可能很多人没有亲身去过尼泊尔，他们对于尼泊尔女神的力与美是通过施罗德的出版和他的摄影作品才得以了解的，所以他选一件尼泊尔的女神放在他个人专场的封面上，我也觉得相当理解合情合理。
这个女神本身来说又是在我们艺术行业里是一件孤品，因为像这样的女神，她有4只手臂，一边在屠戮一个牛魔，充满了力量感和氛围感。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再细看她的脸，她又是很宁静很慈悲的，其实是融合了佛教的征服的力量感，然后脸上有一个平静心，这种美感的对比是我们觉得尤为难得的。
而这也是我们想通过佛像呈现的另外一点，虽然它们有可能来自比如说西藏也好，尼泊尔也好，印度也好，很多的身份是我们不太了解也不太熟知的，但是它们成为了一件造型，本身就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品的特质，我们是可以通过从它所表现出的张力，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去欣赏它的，而这种对于美的本身的欣赏，也是我觉得当下的年轻的藏家，在他们的收藏和研究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特质。我想这一点无论是80多岁的施罗德，还是像当下可能00后的藏家，大家对美的追求都是可以相互呼应的。
对话邦瀚斯中国书画部拍卖主管乔晶晶
南都：就当下的市场来看，私人收藏是不是比较受到藏家的重视？
乔晶晶：私人收藏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首先它大概率是头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我们说这个叫fresh，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例如张群珍藏张大千扇作里的第一把扇子《仿金农枇杷、自作诗》，从1927年到现在，收藏在张群家已经将近100年了。所以私人收藏的特点就是，它刚好符合了当下市场上的潮流，一个是它很新鲜，第二个它的来源非常清晰，没有真伪的问题。所以说私人收藏就是让大家只用考虑这个东西的好坏，精或者是不精，价钱的高或者低，你不需要考虑它的真伪。有些人是比较介意这个东西流传过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让大家去接受去收藏的。
另外像张群先生是因为跟张大千有特别的关系，才收藏了7件扇作，这样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收藏家能够买到的。我觉得私人收藏也是要一个个来分析它的特点在哪里的。
夏天的时候，男性一般手里都会有一把扇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候有大量的这种名家陈扇的出现。张群收藏的第一把扇子《仿金农枇杷、自作诗》其实还不是馈赠，它是张群先生买的，因为这时候两位还不认识，我们也在扇骨中间发现一些线索，它是定制的。这一组扇子很特别，它跨度有50年，你可以看到张大千风格的变化，包括他受到敦煌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形成自己的题材和风格。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跟张群的这一段友谊，对他来讲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是怎么从不认识到认识到变得亲密到生死之交。你如果仔细看这几把扇子，你是可以看到这种画风的变化以及关系的变化的。如果说张大千成扇是一套收藏的话，这个应该是他成扇里面最重要的一组收藏。
南都：1975年的《文山老梅、自作诗》是张大千馈赠给张群的最后一把扇子？
乔晶晶：是的。画这把扇子的时候张大千还在美国，但是你如果去读他的题材，读他的内容，他已经很想回台湾，因为他那时候在美国其实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张群当时在台湾就帮他把医疗各个方面都准备得很好，所以确实也是在1976年张大千就在张群的帮助下就回台湾定居。他甚至都说，如果没有张群，可能他也活不到1983年，因为当时身体状况真的非常差，张群是请了几个护士陪着他，甚至是住在他们家来照顾他，这些都是张群一手安排的。
我们一般说伯乐难得，其实没有张群真的就没有张大千。张大千后来在欧洲办展览，郭有守其实也是张群的老手下，你可以看到张大千的每一步后面都有张群，每一步他都会很尊重老长兄的意见。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题目“棠棣相辉”，两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其实张大千有一些很大的最重要的作品，也在张群的收藏，但是我觉得这些扇子是更好地把两人一生的关系呈现出来，这个点其实是任何一张大的作品不能概括的，有这样一个时间的感觉从这组扇作中体现出来。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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